人类社会是不是一定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进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形态的更替具有如下特征)

类社会是不是一定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进？也许最终会是，但这个过程中的反反复复不容小觑。

美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路易亨金曾有一句名言，在各国的关系中，文明的进展可以认为是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

根据这个听起来令人欣慰的自由主义观点，文明社会各国应该 － 而且也正在 － 逐渐停止使用武力或者其它破坏性手段，而通过谈判以至于最后通过国际司法或仲裁这样的第三方手段来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争议。

但是现实主义者并不这样认为。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关系只有两个元素，即实力政治和国家利益，国际法是没那么重要的。

他的名言是，国际政治的一项铁律是，法律义务必须让位于国家利益。

假如把视野投射到过去数百年国际关系史，我们竟然会发现上述两种观点都得到坚实的实证支持，使得这一切争论似乎毫无意义，因为根本不会有什么明确答案。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在欧洲的召开，标志着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建立和国际法原则的奠基，之后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纷纷建立，甚至包括国际性的司法组织如常设国际法院。

十九世纪时候欧洲享受到长时间的和平，社会演进到到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文明时期，工业革命的成果使得经济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各国政治也日渐开明，民主思想也深入人心，而各国的外交艺术也发展到了极致，留下无数至今仍载于历史教科书的外交传奇。

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灾难却也发生在这个貌似较之以前更文明的历史时期。

两次世界大战，人类死伤数以亿计，比过去历史上所有战争伤亡的总和还多。

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的，二十世纪是个大死亡的世纪：与其前景看好的情况相反，这个世纪成了人类流血最多和怨恨最深的世纪，成了一个幻觉妄想的政治和骇人听闻的屠杀的世纪。

司空见惯的残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杀人是用大规模生产手段有组织进行的。

（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199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痛定思痛的国际社会一度打算以集体友善、国家合作和国际法制度为基础来建立永久和平，甚至开始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实践这些理想，这包括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其中有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和国际法院来协调各国和通过司法解决争端，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其中有世界银行来负责战后各国重建和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监督协调收支平衡问题，及世界贸易组织（后只建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来促进和监管自由贸易。

当时一些学者也雄心万丈，提出了建立世界政府，以世界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理想主义学说。

但事实是，世界立即进入了冷战时期，期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生态也是好坏参半，既有赤裸裸的利益对抗兵戎相见，也有主要存于西方世界的基于制度的合作。

但平心而论，即使是冷战时期，世界局势总体上还是稳定的，除了几次未能影响国际总体均势的局部战争外，全球还能维持一种冷和平的局面，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各自约束己方阵营成员，借助盟主自身的强大和附庸国对对方阵营侵略的恐惧来维持秩序，压制阵营内部的不同声音和分裂力量，掩盖内部矛盾。

冷战之后的世界秩序，却有着朝向失序的发展趋势。

当然，这远不是人们一开始的期待。

苏联解体标志着西方阵营彻底赢得了冷战，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事件当时激发了对人类社会未来不可抑制的狂热定论，其中最著名者为历史终结论（The End of the history）和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但真的好景不长，冷战期间被掩盖和压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均、宗教和种族冲突等方面的矛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浮现出来。

冷战刚结束不久，在巴尔干地区就出现了血腥的战争和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行为，此后在中东非洲，此类残酷屠杀屡屡出现，这在冷战期间都不可能发生。

不幸的是，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似乎并没有能力应对这些问题。

在笔者看来，如果不展现政治意愿改变现有的国际格局，冷战后的混乱还有可能继续恶化，导致整个世界的失序。

这种局面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纵向和横向的结构性矛盾所造成的。

第一，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中美的战略竞争几乎成为必然，这形成了当今国际政治中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中美虽然因为经济上极度互相依赖而具有共同利益（但即使这个也在削减之中），但在其它很多方面是纯竞争的零和博弈。

比如，不管是戴着和平崛起、民族复兴还是中国梦的帽子，中国都要成为世界强国，甚至是迟早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而美国目前的战略目标则是无论如何要阻止在亚洲地区出现主导型的地区强国，中美两强的目标相差甚远。

中国为了自己的目标整军经武，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就是将其全球军事力量的主体配置在亚太，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中国。

全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将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彼此的竞争，但在很多方面又互相依赖，因此又不会各自组织铁桶般界限分明的阵营互相对抗。

这貌似比冷战进步，但从世界稳定的角度来看，这种格局却还不如冷战，因为各大强国忙于彼此争斗（和确保互利的合作），对世界上其它地区会失去关注，尤其是那些和它们彼此竞争关联不大的地区，从而使那些地方的种族、宗教、资源等方面的冲突不加节制地恶化。

换言之，大国竞争加剧，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真空地带。

越来越明显的是，对于那些不断造成生灵涂炭的冲突地带，如果不涉及到其切身利益，美国越来越无暇顾及或者不愿顾及，而中国因为一贯自扫门前雪的外交政策而对其置之不理。

世界上有些地方，因为大国的卷入而冲突加剧，而其他一些地方则变为地缘政治真空地带，无论那里变得如何惨绝人寰，却没有大国真心愿意出力干预。

第二，民粹主义推动孤立主义和保护政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反国际投资、反经济融合、反不同文化等，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原本属于绝对的政治不正确，如今日渐成为主流声音。

美国特朗普的崛起、欧洲极右政党的不断壮大以及英国的脱离欧洲公投，就是这个倾向的里程碑式标志。

第三，宗教极端势力也不断在某些地区发展壮大。

ISIS（伊斯兰国）势力的迅猛扩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ISIS以伊拉克和叙利亚为基地不断向其他地区投射激进思想，诱发各种规模的极端势力和个人自我激化的宗教极端分子的形成，在世界各地造成死伤惨重的恐怖主义事件。

第四，区域一体化势头受挫，民族国家意识重新崛起。

本世纪的前十年，国际经济贸易的最大看点就是区域主义的兴起，表现为各种双边或诸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成立，包括进一步强化的欧盟，东盟自身的壮大和东盟主导的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提出，和新一代高端自贸协定如TPP的涌现。

经济一体化本是全球化的产物，它以国家向地区组织让渡一定主权为条件，带来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工在地区或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自由流动，在经济上甚至是政治上自然具有莫大的好处，但目前看来这些好处绝大部分为富裕阶层 － 主要是金融、工商和政治精英 － 所收获，底层百姓受益甚少，却因丧失工作机会和惯常的生活方式受到打扰而抱怨甚多。

英国脱离欧洲公投的投票结果，足以说明回归民族国家的愿望日渐强烈。

英国脱欧以及TPP在美国大众中受到的普遍反对，可堪说明区域主义日渐受到越来越强的来自民间社会的抵制。

这个历史阶段的种种迹象表明，世界走向某种程度的混乱和失序并非不可能。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都是推动失序等要素，而最根本的原因有三，一是大国协调的失效和大国责任感的缺失。

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仍是大国间的关系，大国对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天然的、不可或缺的责任。

大国如果只忙于为自己的利益蝇营狗苟，忽视对全球问题地区的责任，甚至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为了削弱竞争对手而恶化冲突和矛盾，则国际乱局甚难改善。

第二个原因是普遍性的国内种族、宗教政策的失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不例外。

第三个原因是全球化的利益并没有较为均衡地在各阶层分布。

防止世界走向失序，大国首先必须拿出合作协调的政治意愿，直面造成问题的原因，在全球治理的层面有所作为。

关于以和为贵的名人名言

关于“以和为贵”的名人名言，其中一句广为人知的是孔子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

”这句话出自《论语·学而》，强调了“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孔子认为，礼制（即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应用，其最高境界就是达到和谐。

这种和谐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也体现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孔子的这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

它提醒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时，应追求和平、合作与共赢，而非对抗与冲突。

例如，在家庭生活中，夫妻和睦、父慈子孝、兄弟友爱，是家庭和谐的基础；在社会交往中，诚信友善、互帮互助、宽容谅解，是社会和谐的保障。

此外，“以和为贵”的思想也体现在国际关系中。

国与国之间，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这一思想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礼之用，和为贵”这句名言，不仅揭示了和谐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我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社会问题以及国际关系的智慧和方法。

在当今世界，这一思想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用性。

有关一带一路的名言

1、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2、中国古人说：“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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