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随笔｜西游与东行：古代中非交往印记|郑和|东非|非洲|埃及|大陆|汪大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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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向杜环、汪大渊、伊本·白图泰和郑和等先行者致敬

近来，游戏《黑神话：悟空》火爆全网。除了精美的制作与跌宕的剧情引人入胜之外，其蕴含的西行主题也传递出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的浪漫想象与不懈探索。

翻开史册，早在唐代，便有人西行万里，直至非洲；元代时期，更有旅行家远抵大西洋沿岸；明代，郑和下西洋在非洲东海岸留下多个印记。与之相伴，来自非洲的旅行家等也不惧山海阻隔，踏上了探寻神秘东方国度的旅程。这样的西游与东行，成为中非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有力见证。

有史可考第一个踏足非洲的中国人——

驼铃声声，帆影点点。借助古代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非洲的宝石和香药辗转互通、延绵不绝。有史可考的第一个踏足非洲的中国人是唐代的杜环。

杜环，唐代旅行家和地理学家，陕西西安人，大致生活在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时期。其族叔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三朝宰相，所著《通典》开典志体通史著作先河。杜佑曾言：“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年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

“天宝十年至西海”七个字，所隐匿的是唐朝的一次战役：怛罗斯之战。天宝十年，高仙芝率军西征，在中亚地区与大食军队交战。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在大军临行时赋诗：“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然而，唐军在此次战役中遭到盟军背叛，致使全军几乎覆没，众多将士被俘。

杜环即为战俘之一。之后，他在阿拉伯帝国境内生活了十余年，并根据见闻撰写了《经行记》。可惜，《经行记》原书已佚。好在杜佑将《经行记》中的千余字录于《通典》，使这部著作得以部分存世。杜环及其他被俘者先被带往撒马尔罕，后被带至阿巴斯王朝首都亚俱罗。

杜环的非洲之行，是从当时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巴士拉出发，越过苏伊士地峡，继而抵达埃及。他对埃及的医术极其赞赏，说当地医生“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从埃及出发，杜环陆行越过沙漠，最终到达摩邻国。《经行记》云：“又去摩邻国……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

摩邻国具体在非洲何地？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摩邻国位于肯尼亚境内；也有学者认为，摩邻国为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还有不少专家确信，摩邻国在摩洛哥境内。但不论哪种说法，杜环都无可非议地到达了北非。

在阿拉伯作家的笔下，杜环穿行的道路既有“荒无人烟的沙漠”，也有“沙石遍布的荒野，或怪石嶙峋的高地”。在这条道路上，虽然“少米麦”，却有“椰枣林立”。这一描述与杜环所记“马食干鱼，人餐鹘莽”相符。鹘莽，即椰枣，又名海枣、波斯枣。

公元761年，杜环重获自由。他归心似箭，从埃及取道红海，搭乘前往大唐的商船。经过数月航行，在广州港靠岸。

在肯尼亚拉穆岛谢拉水下遗址发掘出的釉陶器。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赤道以南的麻林地和慢八撒。 新华社 发

汪大渊和伊本·白图泰“双向奔赴”——

公元14世纪，两位伟大的世界级旅行家——中国的汪大渊和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别从中国泉州和摩洛哥丹吉尔出发，踏上了史诗般的旅程，并最终抵达对方的出发地。

他们留下的《岛夷志略》和《伊本·白图泰游记》，不仅生动记录了旅途中所见的自然景观、人文风情，更是古代中非文化交流的宝贵见证。

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20岁时，他开始以搭乘商船的方式进行远航。其中，第二次航行远至非洲。

公元1334年冬，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进行远洋旅行，先到达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探访地中海港口达米亚特，随后乘船前往摩洛哥丹吉尔，并在返程时沿东非海岸访问了众多古城。

汪大渊在第二次航行中记下大量非洲见闻，耗时10年终成《岛夷志略》。他在后序中说：“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在他的笔下，东非的肯尼亚马林迪，“石有楠树万枝，周围皆水……地产骆驼，高九尺，土人以之负重。有仙鹤，高六尺许”。这里的仙鹤，应为鸵鸟。北非的挞吉那，“山少田瘠，气候半热，天常阴晦”，当地人男女身面如漆、眼圆，“女资纺织为生，男采鸦鹘石为活”。

与汪大渊几乎同时，伊本·白图泰开始了他的传奇之旅。伊本·白图泰，公元1304年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的一个法官家庭，被誉为“蒸汽时代之前最伟大的旅行家”。

21岁那年，他经麦加，穿越阿拉伯沙漠到达伊拉克、伊朗南部、阿塞拜疆等地，后在西亚、东非数年辗转，于公元1333年到达印度，获任德里大法官。

公元1342年，他充当赴中国特使。历时数年，经海路抵达泉州。公元1345年6月至8月，他由泉州前往广州；8月至10月，由泉州抵杭州。

公元1355年，他的旅行见闻由伊本·朱宰笔录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介绍，泉州“出产锦缎和绸子”，是世界最大的海港；广州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瓷器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杭州的竹器、漆器制作极为精巧，丝绸和瓷器更堪称一绝。

他还详细描述了中国对海外贸易船只的严格查验制度——“中国法律规定，凡船只出海，水上巡官必率录事登船查验，将船上弓箭手、仆役和水手都一一登记，方准放行。船舶返航，巡官再度盘查，核对记录。如与登记不符，或有失误，例须船主负责”。

汪大渊与伊本·白图泰分别在20岁左右“双向奔赴”，几乎横跨了当时认知范围内的整个世界，最终抵达彼此的出发地。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中非人民之间长期交往、互慕互敬的结果。

郑和七下西洋形成对非洲新认识——

从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郑和七下西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历时28年，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下了人类航海史上的奇迹。其中，郑和船队四赴非洲，将中非古代交流推向巅峰。

《郑和航海图》中的过洋牵星图之一。 （明）茅元仪《武备志》

跟随郑和出使西洋的马欢、费信和巩珍分别写下《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对船队所访东非城邦的位置、气候、居民和风俗习惯等作了生动描述，使得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和了解大大超过前代。

在郑和船队四访非洲后，中国文献对东非沿海诸城邦的记录变得更为准确、详细。唐宋时期常用“昆仑层期”“层拔”来笼统称呼东非沿海地区；汪大渊游历东非时虽然记录了如千里马、加里那、加将门里等城邦名字，但其译音和具体内容还有模糊之处。明朝文献对东非城邦的记载则更加翔实，如《星槎胜览》对木骨都束国的描写：“其国滨海，堆石为城，垒石伟屋四五层。厨厕待客俱在其上。男子拳发四垂，腰围梢布。女人发盘于脑，黄漆光顶，两耳挂络索数枚，项带银圈，缨络垂胸。出则单布兜遮，青纱蔽面，足履皮鞋。山连旷地，黄赤土石，田瘠少收。数年无雨，穿井甚深，绞车以羊皮袋水。风俗嚣顽，操兵习射。其富民附舶远通商货。贫民网捕海鱼。”

郑和七下西洋期间，中国主要向非洲出口丝绸、瓷器等，从非洲进口乳香、龙涎香以及长颈鹿、斑马、鸵鸟、狮子等。

公元1415年，麻林国贡麒麟一事成为中非关系史上的美谈。明成祖朱棣亲自到奉天门迎接护送的使臣，并接受百官祝贺。麒麟是中国古代一种寓意吉祥的神兽，与索马里语中的长颈鹿同音。

大明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较为强大的实力，但郑和七下西洋并非为了侵略与扩张，而是为了与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宣德化而柔远人”。永乐七年，朱棣命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特下敕书：“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正如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所言，中国船队到访非洲港口所带来的是互惠互利的合作，而不是随着欧洲人而来的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毁灭和绝望。

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通常将哥伦布发现美洲视为全球化的起点。然而，杜环踏上非洲大陆、汪大渊和伊本·白图泰完成从亚洲大陆到非洲大陆的穿越以及郑和的七次下西洋，充分说明跨文化交流一直是世界历史的普遍现象。

这个9月，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举行，中非之间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人文交流、文明互鉴掀开新篇章。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迷雾，将从古至今的中非交流推向新的高度，是我们今天向杜环、汪大渊、伊本·白图泰和郑和等中非交流先行者致敬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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